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审判业务 > 理论研讨 >

毒品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行状况研究

日期:2018-10-22 10:48:15  浏览:  字体:   来源: 作者:杨剑兰


核心阅读:一、问题的引出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问题研究,之前已有一些学者进行过相关问题的实证研究,指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现实...

  一、问题的引出

  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问题研究,之前已有一些学者进行过相关问题的实证研究,指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现实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提出了完善建议,并对我国非法证据规则不断修改完善起到了重要的理论研究意义,但以上研究产生于《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规定》实施以前的非法证据运行规则的实证研究,且主要是基于全部类型的刑事案件而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不可能具体到某一类型案件,但是在实践中每一类型案件有其自身特点,在具体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过程中也带有其自身案件的特点。

  毒品案件属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比较多发的案件,且毒品案件不同于一般刑事案件,其毒品犯罪的复杂性、隐蔽性也决定了毒品犯罪案件证据的特点,在集中归纳毒品犯罪案件在实践中具体适用非法证据排出规则时的特点和存在问题。笔者主要针对《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规定》实施以后,并结合毒品案件证据特点,研究毒品案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行状况分析,并分析其中的原因,结合毒品案件证据规则的制定这一背景,对毒品案件证据规则的完善和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衔接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运行情况分析

  笔者主要通过选取《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规定》实施以来涉及非法证据排除的毒品案件进行分析,数据来源为选取中国裁判文书网中以“非法证据排除”作为主题词进行全文检索,案由:“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审判程序:“一审”、裁判日期:“2017年6月28日至2018年5月28日”,共检索到100个全文中涉及到“非法证据排除”的一审毒品案件刑事判决书作为毒品案件非法证据排除适用情况的分析的案件基础。虽然选取的案件仅为一个时间段内的涉及非法证据排除的一部分毒品案件,但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现阶段我国法院在审理毒品案件过程中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状况。虽然只是通过裁判文书中的表述来了解案件情况、非法证据申请和排除情况,即判决书中不可能详尽罗列出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该案中运行的全部细节,但基于裁判文书所具有的既判力出发,研究裁判文书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认定和表述,也是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毒品案件中运行情况的有效途径。

  (一)宏观方面

  通过以上方式检索出的案件共有100件,通过笔者进行筛查,实际涉及到非法据排除的案件共有78件(其中存在案件重复上传、文书中表述有“非法证据”,但实际不涉及非法证据排除的情况。)其中最后认定了非法证据并进行排除的案件共有7件,占全部案件的8.97%,全部案件中涉及的案件类型中以零星贩毒案件所占比重最大,为53件,占全部案件的比重为67.95%;撤回申请的案件有4件,占全部案件的比重为5.13%;与此同时,自《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规定》实施以来,基于法律规定不明确及审判人员实际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认识程度不一的问题,实践中重证明力的审查和轻证据能力,以及将二者之间的混同对待,威胁、引诱、特情引诱等行为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不明确和缺位,以及非法证据调查程序中形式真实与内心确认之间的差距是制约毒品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达到预期效果的重要因素。法官对证据能力的认定上,避免不了对证据证明力的考虑上,以及对证据合法性认定上往往综合考虑该证据能否与其它证据形成印证的角度,实际上是通过认定该证据的证明力,即该证据的真实性的角度来进一步认证该份证据的证明力问题。

  (二)微观方面

  通过宏观方面的分析引申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毒品案件中的运行实效性的理性思考。笔者认为其实效性不仅体现在涉及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件与最终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之间的比重问题,还涉及到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对后面案件的定罪量刑上产生的实际影响上、以及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适用标准和证明标准问题情况。接下来笔者将通过采用对具体类型案件或个案进行分析的方式,对其实效性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1、适用的片面化: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妥协

  (1)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件

  通过对七个排除了非法证据的毒品案件进行分析,《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毒品提取、扣押、称量、取样和送检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规定》实施,在毒品案件中得到运行,同时也看到两个法律规范在实践中的衔接情况,如在林某某非法持有毒品案件中,4小包19.2克******混合称量的扣押决定书及扣押物品清单、称量记录、称重照片予以排除同时适用到了以上两个法律规范的相关内容和规定,且证据能力调查程序的独立化和前置性也能得到体现,与此同时在具体适用问题上仍存在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片面适用、排除标准不一致等情况。针对扣押、称量、检查程序违法,有虽然针对相应扣押、称量、检查笔录进行排除,而基于被告人对以上结果的认定,以及从证明力的角度出发对扣押、称量、检查的毒品未进行排除的情况,并在虽然扣押、称量、检查笔录被排除的情况下并未影响本案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抑或称量、提取、扣押笔录部分毒品进行排除后,虽然在数量上不进行认定,但任作为认定其犯罪的依据,只是不做数量上的认定。《办理毒犯罪案件毒品提取、扣押、称量、取样和送检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证据的合法性审查问题,及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仅在第三条做了一个系统性的规定,即“毒品的提取、扣押、称量、取样、送检程序存在瑕疵,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经公安机关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相关证据;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相关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或者判决的依据。”基于规定本身,“不得作为批准逮捕、提起公诉或者判决的依据”本身是从证明力的角度出发,而不在否定其证据能力。而何为“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何为“合理解释”、何为“不能补正或作出和合理解释”并无明确的判断标准,且基于相关扣押、称量、检查笔录经非法证据进行排除后,做为毒品本身能否作为证据使用,无明确规定,而实践中也存在有不同的做法,因此就出现了如上述案件中,对称量、扣押、提取笔录进行排除后,毒品并未排除,抑或毒品已经进行排除,但是对被告人贩卖行为进行认定的情形。基于以上仍看可以从中看出审判人员在涉及到对毒品这一毒品案件中的关键证据的收集程序违法时,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存在有对最终能否定罪量刑的妥协。

  (2)未启动调查程序的案件

  从未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案件来看,毒品案件中的被告人基于毒品案件被告人的特殊性,其部分系吸毒人员,其被抓获后所做的供述可能正处于其犯毒瘾时,会以其所做供述时神志不清作为排除非法证据的理由。排除被讯问遭到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的情况而言,单纯就目前吸毒人员犯毒瘾时神志不清作供述应该不属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排除范围,因为吸毒人员神志不清是否达到了违背其真实意愿作出供述的程度,而通常通过查看同步录音录像,吸毒人员虽然系毒瘾发作但是并不影响其清醒地回答侦查人员的讯问。其次《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规定》中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应当提供涉嫌非法取证的人员、时间、地点、方式、内容等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基于未提供相关线索的把握实践中存在认识不清的情况,即是属于没有提供相关线索抑或是其所提申请范围不属于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同时还存在将被告人提出存在刑讯逼供没有提供具体线索的情况作为被告人辩解的一部分,并通过分析供述真实性及与其它证据印证的角度来进行论证,并得出不予采信的结论,即混淆了证明力和证据能力的问题,将目光聚焦于实体裁判和忽视了案件程序性裁判的问题,即被告人提出存在非法证据的情形,虽然因未能提供线索或材料而未能启动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但从判决书中来最终变成了法院对证明力问题的进一步审查。而在有的案件中被告人提出了遭受刑讯逼供的具体地点,从判决书显示的内容来看,审判员从供述真实性和证明力的角度认为其之前所做的供述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对被告人提出的非法证据的情形没有启动非法证据调查程序。

  (3)撤回申请的案件

  在实践中部分被告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是基于逃避犯罪的考虑,而提出撤回申请的考虑则是基于对法院是否认定其坦白的考虑。而如实供述作为一个法定量刑情节,其最终的认定与否能对被告人的量刑产生实质上的而影响。回到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设计的初衷,则是引入证据能力的概念,在证据能力的内涵之下,我们不难得出非法取证行为并不一定得出不真实的供述,基于非法取证行为也可能得出如实的供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针对的是非法取证行为本身,而不论其非法取证行为之下得出的是真实的供述抑或是不真实的供述,即取证行为的违法性并不因其得到供述的真实性而得到违法性消失的结果。相反对于供述真实性与否的评价,应该是属于证明力的范围,而对于证明力的审查,不因纳入非法证据排出的调查程序之中的。基于以上案件中我们不难看出,不论是被告人、辩护人抑或是法官将申请非法证据排除与否与是否认定如实供述在一定程度上的等同,其实质是混淆了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概念。故将非法取证行为必然等于不真实的供述,即被告人要主张其供述不真实的情况下,抑或被告人要翻供的情况下,存在非法取证行为就成为了一个最好的理由,被告人和辩护律师基于此认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提出的随意性。而如果法官有基于此的认识,被告人提出被告人申请的行为就会影响到对其如实供述与否的评价,而从另一个层面上来看,在基于供述本身是真实性的前提下,其非法证据的认定与排除与否法官则会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而会存在是否选择排除非法证据就可能不仅仅是基于是否存在非法取证行为,而是基于证据的真实性问题。而以上情况,并不是一种假设,是在司法实践中切实存在的,这也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运行实效性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2、规则的不完善:相关非法取证行为合法性审查的缺失

  (1)威胁行为的认定与排除。

  谢某贩卖毒品案中,对于法官针对被告人提出非法证据申请的评判如下:“被告人提出侦查人员在抓获其时和讯问中威胁其必须承认一次贩卖毒品,否则将对其强制戒毒两为由,申请排除其有罪供述的意见,经查,被告人提出侦查人员对其语言威胁导致其做虚假有罪供述的理由,无其他证据支撑,且关联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予以否认,其在侦查机关所做的有罪供述的视频显示,期间没有视频间断、和侦查人员威胁等情形。故被告人提出有罪供述系办案人员威胁所致的意见无证据支撑,不予采纳。”与此同时,该案例中被告人以侦查人员以对其进行强制戒毒为由进行威胁申请非法证据排除,在零星贩毒案件中,被告人往往是以贩养吸,且部分被告人系多次从事毒品犯罪、被强制戒毒,在被告恩冯某案件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也提出侦查人员以处以社区戒毒为由进行威胁和引诱,并出具了社区戒毒决定书进行佐证。虽然以上两个案件经审查认定侦查人员没有实施威胁、引诱行为,但不排除实践中存在以上行为,且基于以上原因对被告人产生违背内心意愿产生虚假供述的可能性。在王某某非法持有毒品案中,被告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的理由为公安机关对其讯问时威胁其如果不对毒品承认,就定贩卖毒品罪。

  (2)引诱、欺骗行为的认定与排除。

  虽然《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再次重申“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方法收集证据”,且在此次规定之中进一步明确细化了刑讯逼供、威胁、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但没有明确哪些属于引诱、欺骗行为以及该如何进行排除的问题,同时也导致了在实践中适用上的一些问题。毒品案件中可能涉及到的控制下交付、犯意引诱、数量引诱中关于引诱的认定,以及涉及特情介入的人员案件的程序审查的问题因为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实践中也通常将这一类可能涉及到非法侦查的行为没有纳入到非法证据调查程序之中。在笔者收集到的案件中,共有6个案件涉及到特勤引诱的问题,如在王某贩卖毒品案中,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在接受讯问时意识不清,公安机关有诱供行为,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另外,根据刑诉法规定,在必要的时候由有关人员隐匿身份事实侦查,需要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希望法庭进行核实,以确认公安侦查的合法性。”法院认定为“检举人黄某1与被告人王某系男女朋友关系,而所谓的买毒人是黄某1虚构的一个朋友,根本没有真实的交易对象,被告人王某贩卖毒品的目的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不能得逞,故依法应当认定为未遂”,针对辩护人提出存在诱供的申请,法院综合同步录音录像内容予以否定。而针对侦查人员隐匿身份实施侦查的行为是否进行了合法性审查在裁判文书中并没有提及。在此类案件中不乏此做法,特情介入作为毒品案件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方式,法院基是否存在特情介入,进而对案件作出实体上的裁判,而忽视了对该类侦查行为合法性的审查。

  (3)指供的认定与排除。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没有规定指供的具体认定与排除问题,针对指供问题,有学者指出:“无论是以肉刑为特征的刑讯,还是以语言或行动为传递形式的威胁、引诱以及欺骗,他们在使案件向误区发展过程中只是发挥一定的辅助作用。那么,是什么样的非法讯问防范在导致冤、假、错案形成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呢?笔者认为是指明问供,又称指名指事问供。这是侦查人员违背法定的讯(询)问原则,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断,以种种方式将未经查证属实的材料故意告诉、暗示给被告人,使被告人知悉某些案情之后,按照侦查人员的意图供述。”基于指供的认定与排除,有学者认为,如果其中使用了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应当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对于单纯采用指供方法取得的供述,因不涉及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非法方法,故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由于此类供述的真实性缺乏保障,如不能查证属实,可以从证明力评估的角度决定不予采信。笔者认为,应将指供行为作为一种非法取证方式纳入到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之中,而不论是否使用了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因为首先,如果要先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认定的前提下再对指供获取的证据进行排除的话,且还要对指供是否涉及刑讯逼供等行为进行区分的话,则无疑是加大了对指供获取供述的排除难度,此外,如果仅仅依据证据的真实性的角度对指供获取的证据进行评价时,则其实并不是针对指供这一行为本身进行评价,而基于指供作为非法取证行为的目的,其行为本身应该根据行为的严重程度看是否给予负面评价,同时与侦查人员的讯问策略区别开来。

  3、证明的形式化:内心确信与形式真实的妥协

  首先基于物证、书证在案件对于案件中的关键作用和政证据的不可复得,立法中针对物证、书证的排除采取先补正、后排除的立法导向,而基于是否属于“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其在实践中也较难掌握。基于补正的方式和应达到的程度在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在毒品案件大量物证的补正中采用到运用情况说进行补正。“实践中,在非法物证、书证的补正上广泛使用情况说明,这种情况说明不但卸除了公诉方的举证责任,而且虚化了证明的要求,证明标准形同虚设。公诉方根本无须就非法取得的物证、书证不存在明显违反法律规定或者不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承担证明证人,更勿论要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供述的合法性证明,情况说明的使用也不在少数。基于侦查活动的封闭性,被告人能获取的非法取证行为的证据和线索本来就相对较少,而反观公诉机关出具的证据主要为公安机关提供的讯问笔录、同步录音录像,入所体检表等,在证据的数量上和双方的地位上,被告人与侦查机关本身就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且加之毒品案件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即多为文化水平不高,无固定职业的人员或农民,其在现有证据、线索的情况下能否做到有效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值得商榷。一方面是证据合法性调查的双方基于地位上的不对等,证明方式和手段上的单一化。另一方面,则是基于规范的不明确,造成了法官在认定具体的非法取证行为的依据较少,加之情况说明的运用。虽然公诉机关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需要达到“确认”或“不能排除”这一较高的证明标准,但实践中公诉机关往往未能严格按照这一标准履行证明责任,造成非法证据排除证明的形式化,最终能被认定为非法证据的数量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不能取得预期的实效性。

  三、主体的立场与态度

  1、从审判机关的角度来看

  毒品案件每年剧增和审判法官员额数量相对不变的情况下,一方面毒品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比例较低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审判效率的影响,在此背景之下,很难再要求法官对毒品案件审判过程中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上的价值体现抱有较高的积极性。从现实情况来看,法官无论是启动了非法证据的调查程序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调查,抑或是通过审查的方式确认证据收集的合法性问题,均引入了对证据能力的审查问题。与此同时,一方面是基于维稳和办案效率的压力要求对毒品案件进行打击和查处,另一方面是毒品案件证据特点之上,很有可能因为一个关键证据的排除造成不能对被告人进行定罪量刑上,两者的二维角力也是造成毒品案件非法证据排除适用上片面化的情形。

  2、从检察机关的角度

  从侦查机关的角度,在面对非法证据排除同样具有较大的压力,《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关于检查机关作为排除证据的主体,基于其中的条文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审查认定的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提起公诉的根据。被排除的非法证据应当随案移送,并写明为依法排除的非法证据”,认为在检察机关排除的证据仍要随案移送,降低了排除证据的实际作用和效果。也有学者认为授权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环节可以主动排除非法证据,但是,考虑到检察机关属于国家公诉机关,负有追诉犯罪的职能,因此,他很难成为一种中立的,超然的裁判者,也不可能对所有非法证据都作出排除的决定。同时基于公、检、法三机关作为刑事司法系统一个工作场域中的三个行动主体,公检法之间的部门利益是高度关联的。检察院在某种意义上作为连接侦查机关于审判机关之间关键的一环,笔者认为其本身在非法证据排除过程当中也应该是积极作为的。基于毒品案件证据关键性的特点,如果非法证据未能在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期间被排除,则在审判环节公诉人员可能面临非法证据排除后案件不能定案的风险,同时此时公诉机关由原来依法排除证据的主体转变为对证据合法性进行证明的主体,基于现阶段侦查隐秘性的特点,公诉人在举证时还将面临证据合法性举证上形式真实与内心确信之间的压力。

  3、从侦查机关的角度

  一方面是国家层面对毒品案件证据规则的不断完善,毒品案件证据收集愈发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与此相对应的是当前禁毒形势下全民禁毒局面的形成。从侦查机关内部来看,毒品案件的查缉主体并不是单一的某一专门机关或部门,而是涵盖了多个部门,特别是在毒品高发的省份,例如云南,毒品查缉的主体不仅有公安机关内部的禁毒部门,在针对运输、走私毒品的查缉主体中还有边防、海关等部门,而公安机关的派出所也要承担辖区内的零星贩毒案件、非法持有毒品案件的大量查处工作。一方面是毒品案件证据规则中对毒品案件证据收集程序规范化、专业化的要求增加,另一方面是侦查机关在承办案件中侦查主体的素质存在参差,对毒品案件证据收集程序过程中的不规范和不合法问题。

  3、从被告人及辩护律师的角度

  在现行查获的大量毒品案件中,被告人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很多是帮老板运输毒品的马仔,有一部分甚至是未成年人,在边境查获的大量毒品案件中有部分是外籍人员,如缅甸国人。而在零星贩毒案件中,被告人往往文化水平不高,受教育水平较低,多为无业状态。一方面是毒品案件的被告人系累犯、再犯,具有较高的反侦查能力,提出非法证据申请作为其规避法律制裁的一种惯用手段,另一方面,被告人能否针对非法取证行为提出有效的线索值得商榷。且在毒品犯罪案件被告人人员结构构成的前提下,其辩护权的实际充分行使和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辩护律师为其进行辩护的情况,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角度来看,有效的辩护也是推进法庭抗辩的必然,同时也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行实效性的必然要求。

  三、完善路径

  1、推进庭审实质化,强化程序裁判

  在此背景之下推进以审判为中心主义,加强证人、侦查人员等相关人员的出庭作证率,通过庭审中交叉讯问的方式,来实现对证据能力的合法性审查,结合毒品案件中如零星贩毒案件,涉及到的侦查人员、特勤人员具有身份上的秘密性,证人可能更多的是吸毒人员,且部分吸毒人员处于强制戒毒阶段,应加强以上人员出庭作证的相关保密措施和相关部门沟通衔接措施,并形成制度规范。综合运用庭前会议制度在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的作用,同时通过召开庭前会议的形式,对证据进行开示,归纳控辩双方争议焦点,也尽可能减少被告人及辩护律师随意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的情形。通过庭审观摩等形式进一步规范非法证据调查程序,树立程序裁判的意识。

  2、完善相关规则

  对照《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说是进一步完善,反观一系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可以说是一个不断博弈和妥协的过程,通过对规定实施将近一年以来在毒品案件中的运行情况分析,可以看到规则给审判实践、程序裁判方面带来的推进作用。由于如引诱、指供、特情引诱等问题的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确,致使基于以上行为获取的非法证据虽然经被告人提出但实践并没有回应的情况,则更不用说发挥对以上行为发挥规制的效果。而在制定毒品案件证据规则时,应将以上行为纳入非法证据审查中,并与侦查活动中的侦查策略作出区分。且针对毒品案件中零星贩毒案件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比重较其它类型案件比重较高的问题,考虑是否针对零星贩毒案件的证据特点,进一步完善零星贩毒案件认定标准和证据规范要求。

  结合《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毒品提取、扣押、称量、取样和送检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对毒品案件毒品提取、扣押、称量等程序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但是对其中违反规定的情况并没有作出区分,在违反规定的后果上也没有明确补正的标准和在无法补正的情况下非法证据进行排除的证据范围,造成实践适用上的不一致。因此在制定针对毒品案件的证据规则时,应通过进一步明确证据能力问题,进一步细化针对毒品案件的证据收集标准和非法证据排除范围,并实现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衔接,据此来进一步提升毒品案件证据排除规则在毒品案件适用上的实效性和针对性。同时通过公布毒品案件非法证据排除指导案例的形式,对具体适用问题进行规范指导。

  • 上一篇:
  • 下一篇: